为民间借贷纠纷检察监督
提供“解题样本”
——最高检民间借贷纠纷检察监督
典型案例述评
“诸公私财物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诸以粟麦出举，还为粟麦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仍以一年为断，不得因旧本更令生利，又不得回利为本。”
《唐律疏议·杂令》中的这段内容，佐证了民间借贷的悠久历史。有别于国家正规金融行业，民间借贷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自发形成的融资信用形式，是正规金融体系的必要补充，其以手续简便、期限灵活、放款迅速等优点，及时回应了社会融资的旺盛需求。近年来，民间借贷获得迅速发展，逐渐从最初的生活消费性借贷、简单生产性借贷发展为投资经营性借贷，呈现蔚然大观之势。
然而，民间借贷的快速发展也存在一定隐患。近年来的司法审判数据显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量一直位居前列，成为社会矛盾纠纷的聚集区。能否通过司法审判，为民间借贷活动划出一条清晰边界，为其规范发展提供一个符合公正观念的行为预期，不仅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更事关社会金融秩序的安全与稳定。兹事体大，也是民事检察精准监督的靶向所在。
“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增大的当下，最高检聚焦民间借贷纠纷领域开展精准监督，并印发典型案例指导办案，凸显了检察机关的担当和作为，也为实体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撑。”对于最高检日前印发的民间借贷纠纷检察监督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检察研究基地东南大学民事检察研究中心主任、东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单平基如是评价。
全面客观审查证据
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在最高检此次印发的6件民间借贷纠纷检察监督典型案例中，“证据审查”是一个高频词。“从证据审查的视角对案例进行研读，是学懂弄通典型案例的关键。”最高检检察委员会委员、第六检察厅厅长冯小光向记者介绍。
司法实践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事实认定向来是难题。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司法人员的经验，这就导致了各地对借贷关系的判断存在差异，认定标准不统一。在最高检第六检察厅副厅长王莉看来，通过个案指引，有助于规范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在公权监督中实现私权救济，这正是本批典型案例的价值所在。
在赵某与郭某凯、某贸易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抗诉案中，检察机关围绕因一笔借款而生的两个合同，从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提出监督意见，为司法机关综合审查判断案件事实提供了指引。
年7月2日，赵某与郭某凯（系某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某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一”），约定郭某凯向赵某借款万元，借款期限三个月，某贸易有限公司以其自建别墅作为抵押财产，为债务履行提供担保。
因郭某凯未能如约偿还借款，年1月17日，在赵某的要求下，郭某凯、某贸易有限公司向其出具《还款计划》，承诺年7月1日前还清借款，并约定了利息计算方式。
年3月14日，赵某基于“保障资金安全”考虑，赵某、某贸易有限公司、案外人于某华再次签订《借款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二”），约定某贸易有限公司向赵某借款万元，年10月1日之前还款。就这样，依照出借人赵某的意思，某贸易有限公司从协议一中的担保人转变为借款人。
年7月22日，赵某将郭某凯、某贸易有限公司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郭某凯偿还借款本金万元及利息万元，并对某贸易有限公司主张连带责任。
对于前前后后签订的三份协议，特别是意思表示呈现“替代”关系的协议一与协议二，一、二审法院都认定，协议一与协议二的借款主体与担保主体均不同，二者之间不是更新取代的关系。为此，法院根据协议一中权利义务约定，判决郭某凯应偿还借款本金及借款利息，某贸易有限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双方当事人均表示，借款是用于房地产开发项目；从实践上来看，协议一约定的借款日期为年7月2日至年10月1日，协议二虽然签订于年，但约定的借款时间却是从年10月1日起算；另外，协议一的借款人郭某凯，也是某贸易有限公司（协议一中的担保人、协议二中的借款人）的法定代表人。”一番审查之后，承办检察官还注意到，在一审中，法院曾明确要求赵某提交履行协议二中的支付款项的相关证据，但赵某并未提交。基于上述分析，承办检察官认为，现有事实构成了“协议一与协议二系基于同一借款事实发生”的合理怀疑。
对于上述案例，冯小光指出，在案件难以形成完整证据链条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应当全面、客观地审查证据，并就举证责任分配是否符合法定规则加强监督。
“这也是检察官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的基本要求。”他强调说，民事检察监督具有公权监督与私权救济相结合的属性特点，这就要求民事检察办案必须全面、客观地审查相关证据、认定事实。
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冯小光解释说，一是要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