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行动机的实证检验综述。参考AbhayankarandDuning和张雪芳的研究结果，同时补充其它研究文献的研究结论，对各国家或各地区的可转债发行公告股价效应进行。
研究的结果反映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可转债发行的股价效应为显著的负值。在全球最主要的资本市场，可转债发行的股价效应为显著的负值，例如，LongandSefcik研究-期间美国证券市场个样本表明股价效应为-0.61%。
Billingsley研究-期间美国证券市场上的样本表明股价效应为-2.04%；Davidson研究美国-期间的可转债样本发现公告日的负效应为-1.44%。Kang研究至期间离岸市场发行的可转债样本共83个，表明市场对可转债发行公告日的反应为-0.%。
在欧洲资本市场，可转债发行公告日的股价效应也大都为负，AbhayankarandDunin对-年间英国市场上发行的普通可转债分成清洁样本和污染样本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可转债发行公告日的股价效应为显著的负效应，在公告的窗口日后的两天，市场的反应为-1.21%。
Burlacu研究法国市场年年间的可转债发行样本的股价效应证实股价效应为显著性负值。对于瑞士和德国市场，Manuel分析-发行的样本，同样证实股价效应为负值。股价效应为正的国家为荷兰，FransandVeld研究发现荷兰市场上发行可转债公告日的效应为正效应，但该效应并不显著。
在亚洲市场，Kang研究日本证券市场发行的可转债(个样本)表明发行可转债公告日的股价效应为正0.83%,1.05%,并且该效应通过显著性检验。Kang认为，导致正效应的原因在于日本上市公司的经理人相对于美国来说，更从长远的角度追求股东财富的增长。
此外，发行制度的差异、市场监管宽松以及90年代初日本的经济泡沫都是导致股价正效应的原因。与国外资本市场不同，国内的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的流程相对复杂的多，而且必须通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审核。
对可转债发行动机的检验，常参考两个主要的时间点:董事会通过融资预案后的公告日及可转债发行的公告日。在宣告日，投资者首次获取公司拟发行可转债融资的信息，这时的股价效应反映了投资者对公司可转债融资的态度。
在发行日，投资者在吸收融资预案信息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取可转债发行的相关信息，其中包括可转债条款的各项内容、发行方式、发行对象等等，此时的股价效应充分反映了投资者对可转债融资是否会侵犯原有股东利益、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等问题做出的判断。
对于釆用宣告日作为研究样本，好处是研究的数据样本多，但缺点是，宣告日仅代表上市公司的再融资意向，有些公司在市场环境改变时，又提出其他方式的融资预案，董事会公告的效力并不是很大。
采用发行公告日的样本检验可转债的发行动机，则样本相对较少，而且这是公司已经通过行政审核，而中国特有的行政性审查程序实际已经淘汰了相当多拟发行可转债的上市公司了。关于这两个时点的研究，国内主要有：
(1)对于可转债发行预案导致的股价效应，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基本支持可转债发预案会导致的股票价格显著的负效应。
刘娥平研究年至年间88个提出可转债融资预案的上市公司(其中31家成功发行可转债的样本)的股价效应进行研究认为，可转债发行的宣告日效应显著为负。对已经发行可转债样本(27家)的发行公告日股价效应研究认为股价效应为负，但不具有显著性。
对股价效应回归解释认为，可转债的股价效应主要是因为可转债的稀释压力造成的，公司规模、市价账面比、流通股比例等因素与股价效应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袁显平以-年间成功可转债的42个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证明董事会拟发行可转债公告事件会导致显著非零的股价效应。其中，拟发可转债公告当日的异常收益为显著的-0.62%,在［-1,+1］时间窗口的累计异常收益为显著的-0.48%。
张雪芳以我国至年5月间家拟发可转债公司样本分析表明，在预案公告当日股票价格显著下降，该负效应与公司规模成反比，与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成正比。
杨伟以-间最终成功发行可转债的样本，实证表明可转债发行公告具有显著负的股价效应，上市公司在公布可转债融资公告的同时，释放的“好消息”在一定程度上减低了可转债发行负的公告效应。
徐子尧研究我国—年期间38个董事会公告发行可转债的上市公司样本，运用事件研究法和多元回归方法验证我国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是否符合连续融资假说。在宣告当日股价效应为-0.,且具有统计显著性。
回归实证结果表明：业务集中度、转股价格以及公司对发行成本的敏感度三个变量都与公司公告发行可转债的市场反应正相关，但其结果在统计意义上均不显著，这说明连续融资假说理论还不足以解释我国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的动机。
李小军考察年至年期间家公告发行可转换债券预案的股价效应证实为负，其中，公告当日的异常收益为显著的-0.01%,在［-1,0］的累计异常收益为显著的-0.%。
研究认为，价格下降的幅度与企业的融资规模正相关，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负相关，市场对未分配现金流量少且增长机会高的公司的市场反应显著好于未分配现金流量多且增长机会低的公司，因此代理理论可以解释该股价效应，即公司发行可转债的目的是基于私利囤积自由现金流而非为了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
曾康霖和徐子尧对95个拟发可转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可转债的宣告当日的股价效应为显著-0.o从信息不对称视角看，融资预案的信息不确定是形成股价负效应的原因，随着信息的逐步公开化，投资者可以据此选择转股或继续持有以保证其获得预期收益。
（2）对于可转债发行公告日股价效应，国内学者的研究则存在许多的争议。
田柯和劳兰裙对23只可转债发行样本的公告日股价效应检验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不具有显著的股价效应，同时作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需接受证监会的审核，这种审核限制了基本面差的、盈利能力不好的公司发行可转债,这与国外资本市场有显著的差别。
从审核的角度看，可转债的发行可以向市场传递公司基本面良好的，具有投资价值的信号。刘娥平检验-年期间27个发行可转债的样本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不具有显著的财富效应。
王慧煜和夏新平选择的样本相对更早，且是在年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办法》之前的样本（20个样本）。研究认为可转债发行公告导致显著的正效应。股价效应与可转债发行规模、公司规模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刘成彦和王其文对年至年间20只已经发行可转债的公司样本进行研究，证实在发行公告日当天不存在显著的股价效应，但在公告后一日存在正的价格效应，而且具有统计的显著性（+1日的异常收益为0.62%）。研究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并没有向市场传递公司市场价值是否被高估的消息。
发行公告的价格正效应不能由在美国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证实的逆向选择理论中的信息传递机制来解释。对［0,1］期间的累计异常收益回归分析证明，公司规模、MB值、负债比率和稀释指标均与该累计超额收益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刘舒娜等对年至年拟发可转债和正式发行可转债的样本（其中33家已经发行，99家董事会公告拟发行）进行研究，研究认为董事会宣告日股价效应为显著负值，股东大会通过发行可转债预案的当天同样存在显著的股价效应。
而正式发行可转债的公司股价在公告日当天及次日均存在显著的正的异常收益，回归分析认为公司的每股收益指标与异常收益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
研究同时认为，国内上市公司选择可转债进行再融资的样本与其他公司相比，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可转债融资是这类公司权益融资受到限制状况下，采取的间接融资方式。
袁显平选择年至年间42家成功发行可转债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同时考察董事会宣告日、发行公告日、可转债上市日及可转债转股日的股价效应,研究认为，董事会宣告日的股价效应为显著的-0.62%,可转债发行公告日的股价效应为显著的-0.42%。
杨如彦等对年前发行的31家可转债样本的股价效应进行分析，在发现公告日当天存在显著的正效应（+0.43%）研究认为，可转债作为内部人信号发送工具的潜在机理，部分解释了发行转债的信息对股价短期变动的影响方向，同时解释了成熟市场和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外部投资人在处理转债发行信息方面所具有的差异。
同时，作者通过计算可转债的DELTA值，认为我国可转债的设计偏向于股性，与英国美国等海外市场不同，可转债的股性越强，股价效应也越大；可转债的债性越小，股价效应也越小（海外市场正好相反，可转债的股性越大，股价效应也越小）。
牟晖等对年底前发行的全部可转债（33个）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认为可转债的发行导致显著的负的股价效应。可转债的债性和股性的大小影响着股价效应的大小。
股性越大股价的负效应越小。股价负效应与公司规模和发债规模负相关。且与股权流动性结构、非流通股帐面值和财务杠杆等反映公司治理结构的变量正相关。该研究的结论与杨如彦等的研究结论正好相反。
付雷鸣等研究-年的可转债发行样本，研究认为可转债的发行导致正的股价效应。与公司债和增发融资相比，可转债融资的股价效应要优于增发形式。此外，我国上市公司的再融资具有“择时”的选择。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国内对可转债发行公告日的股价效应的研究结果分歧甚多。研究结论中既有支持股价效应为负的，也有支持股价效应为正的。而对股价效应的解释则更多样化。
例如，牟晖等与杨如彦等的研究样本均大致相同的情况下，研究的结论截然相反。前者认为可转债发行公告日股价效应为显著负值,后者却认为是显著性正值；牟晖等认为可转债的债性越强股价效应越小，而杨如彦等则认为股价效应与可转债的股性呈同向的关系。
产生研究分歧的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可能是研究样本的问题，由于可转债发行的样本本来就很少，进一步分类后样本数量就更少了。其次是研究方法，采用不同的事件研究方法也会得出不同的研究结果。
结语
比如，在釆用市场模型法进行事件分析时，由于采用不同的估计窗口期，导致的Beta估计可能存在偏差，在样本较少的状况下，研究的结论就可能产生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