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结构理论等
资本结构又叫融资结构，它体现企业多种资金来源组成的比例关系，它在西方国家财务理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市场是否完善为界，可以把资本结构理论划分为旧资本结构理论和新资本结构理论两大类，其中，旧资本结构理论的基本前提是完全信息，包括MM无关定理等、债务税盾收益和破产成本理论，这些理论多用于分析企业融资的成本和价值；
新资本结构理论主要建立在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之上，存在代理成本理论，信号理论、啄序理论等以资本结构对公司治理效应分析为主。在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着严重的股权和债权分割问题，这使得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导致了企业过度投资。基于完美市场假设的MM定理，主张企业价值决定投资行为，不涉及融资结构。米勒以MM理论为基础，进一步把税收列入考察的范围，提出了债务税盾收益理论，也就是，企业价值随债务的税盾收益上升而上升，呈无限制增长态势。
但是，更实际的问题却是，负债比率不断上升，将加大企业财务风险，降低财务危机成本。根据权衡理论，盲目提高负债，必然带来破产成本，最后抵销债务税盾收益，并且股权代理成本与债权代理成本也制约债务的增加，也就是说，企业资本结构又是多种融资来源在成本和收益上相互取舍的产物。
同时代理成本理论还强调选择资本结构的意义，债务融资除具有税盾效应和财务杠杆效应外，同时也存在公司治理效应，能够对股权代理成本产生缓解效果，不过，它和财务成本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过度负债所带来的负债代理成本，最终隐藏了负债所拥有的监管效应，这些都隐含着债务融资的诉求合理性。
另外信号传递理论还强调当企业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信息不对称时，企业负债比例上升，可以对外发出有利信号，增加企业价值。具体地说，就是实际情况，不管负债太多或太少，企业均很难有效地撬动负债所应具备的杠杆效应，并且企业整体过度负债也增加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负荷，应接不暇之际资金链断裂，会直接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故此，不论对微观企业层面或宏观国家层面都，去杠杆均势在必行。
二、公司治理理论等
所谓企业资本结构，就是获得企业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所需要的资本的源泉以及它们之间的组成关系。资本结构影响着企业融资成本和风险水平。公司治理就是有关公司利益有关主体间的制度安排。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都是现代企业管理研究领域中的热点问题。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是企业理论的两大主题，二者是交织在一起的，密切相关。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资本结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日益明显。从公司治理的视域来看，资本结构并不仅仅是企业融资，并作为治理机制的一项重要安排而存在。
正如青木昌彦所说:“资本结构之与现代公司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融资成本与公司的市场价值方面，更加重要的是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公司治理作为一种企业管理活动，其基本目标就是要使股东利益最大化、债权人利益最小化。尽管有关公司治理的做法是随着公司制这一组织形式应运而生的，但对于公司治理理论的研究，还属于一个相对较新的范畴。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公司治理理论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学术界普遍认为，公司治理理论是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中逐步形成的，它第一次探讨了所有权与控制权这两个公司治理的中心议题。
考虑到现代公司的最大特点是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所有权分散的股东对公司经理的激励和能力监督不足，因此，具有日常经营控制权和决策权的经理具有激励和引导公司追求利润之外的目标的能力，形成了私人收益最大化代替股东权益最大化价值取向。
因此，虽然对公司治理的定义国内外学者都是见仁见智，公司治理最核心的内容均应该包括随着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而出现的委托代理问题。国外学者在对公司治理研究中已经注意到代理成本是一个重要因素。国内学者还注意和肯定了不同资本结构安排最终会对企业治理水平产生影响。本文认为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对独立，两权分离现象严重的情况。以比较优势和分工理论为依据，现代公司组织形式，其主要特点是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资源利用率有所提高，但是，由此带来的代理问题是不可忽视的。
作为多种契约结合的企业，有关其治理理论，亦是建立在契约理论之上，主要有基于激励相容理论的内部治理机制，利益相关者作为外部监管机制等。比如，委托代理理论的观点，通过一系列制度体系安排，主要是激励机制，从根源上促进经理人和公司所有者目标契合度，从而减少代理成本。
换言之，有效的公司治理，直接表现为委托代理成本减轻。由此可以看出，缓解代理成本问题在现代公司治理体系中具有应有之意，为一国资本市场之健全，投资者保护和企业自身的长远价值提升具有决定性意义。
三、债务治理机制理论等
杠杆率和资本结构二者属全同关系，去杠杆本质上就是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过程。从公司治理和资本结构的联动关系可以看出，可从公司治理角度对去杠杆政策中投资者信心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和检验，而去杠杆政策最为直接的效果则体现为外部治理机制——债权人治理机制。国内外学者已经就债权人对公司治理的监督制约效应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包括债务同质性假说等、债务工具结构假说的两阶段研究。
第一，西方早期财务理论对债务治理效应研究建立在债务同质性的假定之上。西方公司制企业在发展初期，其债务融资以银行信贷为主，而不是以债券和商业信用。取决于西方社会高度一致的契约精神，企业债务，主要是指银行贷款所代表的短期和长期贷款，各类公司债券和其他金融性负债，没有涉及来自产品市场经营性负债。其次，在传统的资本结构理论中，资本结构被视为一种静态的、固定不变的资产组合配置模型，而非动态调整过程和优化目标。由于资本结构理论未将经营性负债的概念进行严格定义并分析考察，债务同质性假说应运而生。
在西方传统财务理论中，债权人具有对公司经营管理进行监督的动机与能力，主要的理论包括代理成本权衡理论、自由现金流理论和拜托债权人理论三大部分内容，并都提出了债权融资减少了股权代理成本等论据。
第一是代理成本权衡理论。在这一理论中，股权融资加剧了代理问题，债权融资能够减轻股权融资所带来的代理问题，但债权人和对公司有控制权的经理人在目标上也存在偏差，从而造成债务代理成本不断攀升。第二是自由现金流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债务契约中还本付息条款不仅能够减少高管在职消费可支配资产，并迫使经理人增加收入，来支付财务费用，因此，债权融资在减少代理成本方面具有显著效果。
最后请债权人理论。在企业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时，或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面临破产或倒闭的尴尬境地，职业经理人必然要面对失业问题，并且职业声誉的受损更不利于再就业，因此，为自身事业发展，经理人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将尽量避免投资决策上的错误。
尽管关于债权人作为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得到国外学者的一致认同，而立足于中国新兴市场转轨经济这一特定制度背景，围绕金融负债这一话题，债权人治理理论存在水土不服的风险，正因为如此，有关债权人这种监督效应是否能起作用，国内学者则得出了不尽一致的研究结论，究其原因，也就是研究结果不同，可能是来自债务同质性假说。
二是债务结构工具假说强调了负债资金来源治理效应的异质性。债务工具假说认为债务来源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即不依赖于其他资产。所谓债务工具结构，就是企业在各种债务工具中的分布状况，主要是对经营性负债和金融性负债构成比例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检验。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其债务工具类型以及各期限债务占比状况进行了实证检验。与债务同质性假设不同，债务治理效应是显着的，债务工具假说指出，银行借款与商业信用是企业负债的两种主要筹资渠道，二者本质上的区别，导致了二者所起到监督效应的不同，文中还强调了把金融性负债和经营性负债分别加以审视的必要性。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充当了信用中介的特殊角色，尽管在放贷之前对企业记性审核调研，但对于全产业链供应链把握有限，对于企业的实际经营绩效和未来的发展前景等等无法管中窥豹。
相比较而言，处于企业上游和下游的原材料供应商和产品经销商都深谙行业整体的真实经营状况，具有企业实际经营状态信息优势，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较小，能透过企业成本控制状况、市场销售情况和其他关键指标对按期履约可能性进行评判，以及因此而对产品赊销授信额度进行调整。
同时，在信誉机制方面，商业信用靠的是企业社会资本的长期累积，经营性负债低成本对于净资本收益增加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企业一旦经营不善，就会造成应付账款欠账，预收账款无法按期实现货物送达等，都将严重破坏企业在业内的信誉，后期各种渠道融资计划将出现障碍，因此，为了如期完成经营负债合约是非常关键的，这将极大地迫使企业改善治理结构，为了改善经营业绩，实现契约如约执行。
具体地说，在目前我国企业金融性负债总体偏高情况下，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说明，金融性负债自身的比重偏高，其监管治理效应正处于边际效应递减的阶段，且经营性负债的比重较小，其治理效应表现为边际收益递增，因此，债务异质性假说比较适用于分析现行去杠杆政策对企业治理结构产生的影响。
债务治理机制理论和债务异质性假说在结论上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它们的假设前提和应用环境的不同所导致。我国国有企业在长期实行“两权”合一，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分离的情况下，由于所有者缺位导致了代理成本过高、企业效率低下等问题。市场经济主体地位虽然逐渐上升，而银行和国有企业同根同源所伴随的预算软约束，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在这一宏观背景之下，直接套用西方财务理论债务治理理论难免水土不服。
并且伴随着中国商品市场的迅猛发展，改进和完善供应链，和商业票据市场蓬勃发展，经营性负债很可能是企业融资较好的选择，债务异质性假说会更加适用于对中国企业进行债务监管的分析。